我的研究從小小的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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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勞制度改革(revised)

感謝nikar在她的blog裡,貼出種種相關訊息。使我得有門路瞭解此與彼。http://blog.yam.com/nikar/archives/836980.html 勞動是種買賣,就跟其它的商品一樣。台灣留學生在美國有人靠買進coach包包轉賣回台灣賺錢。在我看來,這跟勞力仲介是同一類的事情。 假設coach手包,在美國賣20塊(全部都用美金計價),在台灣賣40塊。甲留學生充當中間人,用20塊買進,用39塊在台灣賣出,應該就會有拿跟她買。但是如果乙留學生也跟著做這檔生意,那麼兩個人可能會殺一點價(如果他們面對相同的消費者)。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會隨著這種中間人之間的競爭而增加。 所以仲介的利益會隨著競爭而下降,買賣雙方,或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利益都會上升。 外勞來台灣工作,其bargaining power很低,導致多數能賺取的金錢被仲介拿去。這是一個市場的結果。雖然大家覺得外勞很可憐,但是問題是他們還是來。這裡面假設存在一個受騙的問題,就是說如果外勞來台灣工作,扣除給仲介的與生活費用,實際上拿的比預期的少,因為預期的可能是有仲介誤導宣傳。那麼這樣的話,我們不能說外勞的福利增加。但是反過來說,假設沒有這個問題的話,或者說外勞來台的訊息多是透過地方親友得知,那麼外勞還是來,這樣就不好說,這是一個不好的決定。 外勞的bargaining power低,很容易理解。他們不會說台灣的語言,他們人生地不熟,也可能有文化適應的問題。但這些都比不過,外勞在台灣所受的法律限制。如果雇主不雇了,可以解送他們出境,如果仲介公司不高興,也可以把他們送回家。由於文化差異與語言隔閡,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有所謂外勞的「管理問題」。那麼仲介與雇主,就變成了政府最好的管理委託者。什麼叫管理呢?以高雄捷運泰勞事件為例。基本上他們就等於華磐公司所建立的集中營裡的員工。他們工作,他們賺錢,但是他們賺的錢,有一大半以上交給仲介,那麼他們跟奴工有什麼差別?沒有差別。基本上,台灣年輕人去當兵,也是奴工啊!如果你看過勞委會發的這份調查報告:http://www.evta.gov.tw/labor/account.htm, 當過兵的人都會想,就不就是軍隊管理嗎? 當兵是不得已的。部隊裡面跋扈的軍官嘴臉,大家也都熟知能詳。那麼就不難想像,當這些外勞被這樣「集中管理」起來的時候,那些管理幹部的嘴臉。這種權力的傲慢,不是政府高官才有,而是體現於現實社會各種權力不對等的角落。 那麼,當該調查報告不斷強調,勞委會與地方勞工局查察人員不足,未盡督導之責,中央與地方的管轄責任不清,將來應該增加人手,加強查察。這樣的作法,只讓我想起,當基層部隊出紕漏的時候,檢討的公文與報告一般。你說,基層部隊的表現會改善嗎?會的,但換句話說,我們就是要調整組織來不斷面對新的問題。這也不是不好,只是我們要問,外勞來台灣,真的有必要搞成一個「外勞部隊」嗎? 假如一開始政府可以不把外勞看成一個「管理問題」,假使因而,政府可以不用賦予仲介公司或「管理」公司這麼多裁量的權限的話,特別是有解雇並遣返外勞的權力,就讓外勞變成一種帶著工作簽證的一般勞工,適用所有的台灣勞動法律的規範與保護,並沒有多餘的限制,與台灣在地人一樣,那麼外勞的情況是不是會好一些? 特別是,政府並不需要管制並歧視仲介公司。如果政府精挑細選仲介,限制了仲介的發展,壞處反而更大。因為實際上,仲介市場就是這麼大,管制的結果會有三個。一個是有很多的「非法」仲介。好比華磐實際就是。另一個結果是,合法的仲介可以在政府「查察」不到的地方發揮其權力的傲慢。第三個是,合法仲介因為數量少,bargaining power更大,仲介從外勞身上攫取的利益更多。即使政府有訂定仲介費標準,他們也可以有各種變相名目,而這些東西,抓不勝抓,標準更難釐清。 開放或促進仲介競爭,會減少仲介跋扈的空間。政府如果要幫忙,不是從管制仲介下手,也不是要增加人手查察。而是要想想,是什麼因素造成外勞缺乏bargaining power的窘境。如果外勞可以換工作,可以換仲介,可以有很多雇主與仲介來挑,那麼個別的仲介和雇主是不是會客氣一些,仲介費是不是會少收一些,而工資也會多給一點。 如果政府想證明,國與國直接聘僱(事實上,這是個誤導的名詞。這個名詞必須與公營仲介做適當的釐清。)是個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希望政府可以從以下兩個觀點來界定這個方法。第一,讓公營跟民營並存。也就是說,讓公營加入民營的競爭。仲介業競爭本身可以促進外勞的bargaining power,如果政府把這種公營仲介定義為法定獨佔,那麼我們可能要面對新一波的效率損失和權力的傲慢的問題。第二,用公辦民營的方式,慎選非營利組織等具有利他性質的團體來經營政府提供的固定資源。這一方式,主要考量民間組織相對於政府組織的彈性,並加上政府組織普遍工作誘因不足的問題。利他心跟公共財一樣,在社會中總是存在,但總是「不足」地被提供著。政府可以幫助具有利他心的人成事。但其實,這種事情已經發生過了。現在某些教會組織與勞工團體開始組織仲介。政府只要在這方面加強,或許就是國與國直接聘僱政策的一半了。 另外一半,其實跟廠商規模有關。中間人總要賺一筆「不小」的報酬。但這種報酬其實是各從消費者和生產者擠壓而來。當生產者本身有能力作仲介做的事,那麼當然他願意去做。我們看到,其實規模夠大的廠商會有動機作這樣的事。而過去至少兩起直接聘僱的案例,正是台塑六輕跟宏碁兩個大廠商。從這個廠商規模的角度來想,我們容易明白,要求完全廢除仲介(包含公營仲介),至少就小廠商的需求來說,是不敷實際的。所以,政府的確可以有一個機制,提供「直接聘僱」的選項讓廠商去選。而我們預期,會去使用該選項的,都是規模較大廠商居多。如果,仲介成本的大項是訊息成本,那麼長期下來倘若這個機制運作穩定,訊息成本會隨著時間累積流通而降低,終究仲介成本下降下來,而會有更多更小的廠商選擇透過這個方式進行。 最後,關於提供直接聘僱選項被利用的誘因之一,並也可以增進外勞bargaining power的方式之一,是配額分配的問題。現行的狀況,是配額直接分給雇主。由於在法定外勞工資15680跟其母國工資的差價,造成一個經濟租的關係,分配到配額的雇主,變成了仲介爭相巴結的對象。雇主可以「賣單」給仲介。而雇主所得的利益,除了他雇用外勞所省下的工資成本以外,還外加這筆賣單的利益。所以實際上雇主所付的,還是要小於15680,而實際上這筆經濟租,雇主也分得一杯羹。我的初步建議是,在直接聘僱方面(即雇主願意承擔大部部分引進流程),政府就直接發給配額。在其他的仲介方面,政府應發配額給仲介,而非雇主。如此,我們把仲介求雇主的局面,轉換成雇主求仲介的局面。雇主因而勢必要在15680以外多付上一筆。如此一來,此經濟租一方面變大,另一方面,仲介在競爭的環境之下所分的租大致上固定,剩下來的,就可能流到勞工身上。當然,話說回來,強調一下,我們一定要賦予外勞更多的選擇雇主與仲介的能力。關於這一點的真實性,或許我們可以針對外勞仲介與其他的工作移民仲介(好比台灣有許多人移民澳洲)做比較研究,看看仲介的競爭與仲介分的租的關係,以及兩種案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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