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從小小的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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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真理的勇氣

 

(一)社會科學的真理

經濟學家(簡稱某甲)對真理的勇氣,是建立在「逼近」技術的累積上。由於「正確」判斷逼近的程度或者逼近的角度與方法的「有效性」是個根本上知識論或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難題,有的人選擇不去想,有的人失去了對「真理」的勇氣。但畢竟是念了很多書了,這些複雜的逼近技術畢竟是人類對社會現象好奇心的一種努力,於是很多人仍然深具勇氣,因為在他們看來還沒有比這種累積的努力更像樣的成果。如果很多人選擇崇拜某丙或者付很多錢請他/她說話,那麼久而久之,某丙也會覺得自己說的頭頭是道,稍一不慎,或者說,自然而然,就覺得自己說的都是真理了。有些某甲變成了這樣的某丙。

我是念經濟學的人,批評自己的老師和同學們不會害臊。但是也忍不住想批評另外一些非理工的學科的人們對真理的勇氣。比較謹慎的人,是從念哲學開始的。一個哲學觀可以翻轉、或完全改造一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趣的是,哲學是個最沒有定論的學科,而某乙形上學的抉擇基本上決定了某乙在知識論以及倫理學上的態度,進一步決定了某乙對社會「科學」的看法,以及社會科學對社會現象的解析。所以,謹慎的某乙所得到的對真理的勇氣(如果有的話),其實很大部分來自於對那形上學抉擇的信心(無論他是自覺或不自覺)。某甲比較擔心的是,我的理論是否跟資料不太搭嘎?某乙比較擔心的則是,我的理論是否跟我的哲學選擇矛盾。問題是,當某人要解構一套解釋社會運作的理論,免不了要談到「經濟」,但是對於現實資料的陌生或迴避,使其容易掉入空談的陷阱。當然,這裡附帶一談,學術政治跟現實政治的一小部分糾葛可以在資料生產過程中顯現。除了各種不同學門對資料的需求不同,而其需求有時候可以透過市場解決,(例如念商的、念醫的、念工程的,偶爾可以透過民間企業的資助進行資料採集的工作。),很多時候還是要透過公部門,於是學術政治與現實政治交錯。

當然,我無意說只有經濟學才是實證的社會科學。我相信,人類學的民族誌方法,雖然受制於觀察者本身的哲學觀和個人經驗,但是這種方法所能得到的知識是穿透性而比較全面的。社會中的許多場域,都是沒有資料的,甚至是資料和理論無論如何都拼湊不出來的圖像。我知道,另一些崇拜科學的某甲或其他人,並看不起這種受限於特定時空特定個人的研究方法。這是一種惱人的崇拜情緒,而這些只是忽略了一個簡單的觀察,科學無法滿足所有的好奇心。

經濟學也是某個形上選擇下的產物,只是一般念經濟學的人不太自覺而已。而形上可能的選擇並不只有兩種,而是會有許多種。講到現在或許有點玄了。舉個例子,某丁認為世界上有所謂完美價值,這會是某甲所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某甲的理論從來不會談到上帝。並不是某甲反對上帝存在的觀念,只是他/她覺得這基本上無關而已。

(二)正確的歷史

此刻我應該停止談我不熟悉的學科了。接下來我想談談學院外的人們的對真理的勇氣。只是這個例子還是扯到了兩個教授。

2004年11月的某一天,我透過網路電視看TVBS─N的新聞直播。剛好看到一個片段是一個新聞評論,主播與兩位受邀的特別來賓─林玉体與王曉波,對談高中歷史怎麼編的爭議。

兩個人都很有禮貌。只是這個佈局很明顯,就像陳唐山講的「弄狗相咬一大堆」。此處不贅述兩人一獨一統的言論。只是我很驚訝於聽到這一段話從林玉体的口中說出。他說,他是學教育學的。教育學的基本原則是,不能欺騙學生。我們應該教學生正確的歷史。國民黨從前編的歷史課本都在欺騙學生,黨國的意識型態扭曲了很多對歷史與現實的認知。他舉了一些例子說明什麼是國民黨的欺騙,諸如關於台灣的歷史與法律定位,中華民國憲法條文前幾條的有效性(關於領土等等的),等等。

我無法一字一句重述他當時說的話。也無意比較兩位教授辯論的高下。也無意說國民黨不曾透過編歷史來欺騙學生。只是,在林玉体的言談之中透露出似乎他很清楚什麼是正確的歷史的信心讓我嚇一跳。

當媒體又抓到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爭議來弄狗相咬,整個台灣社會,從政治人物的低能言語,到部分民眾的慷慨激昂,對我的啟示是:人們對真理的勇氣所能造成的危害要遠遠超過擇善固執的美麗。

暫時沒有解藥。我只想問,高中為什麼要教歷史呢?建議教一教哲學、民族誌方法和教人們都認識自己內心一種誤把故事當作真理的傾向。

(三)思想解放與民主社會的理想

方法論上的論爭,可以助長文人相輕的傾向。然而,方法論上的釐清,也可能有助於不同方法使用者的互相尊重。不論是相輕或者互重,方法論只是一個工具或管道而已。根本的差異看來是跟人的脾性比較相關。我勸我小心一點,別把其他學門的學者的不小心或者誤用方法或誤讀結果拿來小題大作。雖然很多人都這麼搞,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盲動就是使得學術政治跟現實政治沒有兩樣的幫凶,那麼小心點、收斂點,就算杯水車薪,也算對的起自己。

雖然有人說:”One should study methodology after one is 60 years old.” (Sherwin Rosen). 我希望他的意思不是One should study methodology ONLY after one is 60 years old. 作為一個年輕學者不應該對方法論議題渾然不知。最少最少,他/她必須明白自己的研究的整個流程,以及這樣的研究在知識生產上的意義。因為知識不會是某個具有同質性的東西,甚至不是一個東西,或者能夠被釐清的概念。在社會上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知識生產上的人,應該能比一般人更明白知識生產的侷限,從而將這種思想的開放性讓其他人也都明白。如果知識生產的目的不是在服務權力,或者為自己製造權力的話。

一種寬闊的看待各種學科方法論的綜合論述,是一種理想。如果這能夠被完整的發展,再深入淺出地發展成一套思想解放的論述,並能用來教導年輕視界初開的人們,養成一種拿各種證據互相參照,拿各種說法相互詰難的習慣。那麼所謂「民主」的發展會有希望再進一步。

我在澳洲唸書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同學劈頭問我,民主跟共和兩個觀念有什麼不一樣?我想了一想,覺得這個人血氣方剛,無聊,就說:沒有什麼不一樣啊!他笑我說:大大不同啊!他開始援引一些美國民主發展的過程,以及民主與共和兩個觀念的發展,說明兩種觀念的不同。後來我懂了,這的確是兩回事,然後明白了台灣現在並沒有成熟的共和觀念。

思想的解放不僅僅是破除定於一尊的思想與霸權的複合體,而是一種人人做出自己思想的抉擇,並在個別的思想體系中追求圓融的同時,理解與尊重他人做出其他抉擇的動機與背景。不同思想體系之間的互相參照也是有利的。如果得有互相攻擊的必要,那麼或者訴諸證據、或者訴諸對方邏輯的謬誤,也許不失為一種互相漏氣求進步的努力。倘若這些東西沒有大問題,最後也許不同思想體系之間的不同意見很可能會追回到根本抉擇點之間差異(形上學的抉擇)。追到了這一點之後,也就沒有什麼好互相攻擊的了。

維持思想的開放性,是一件容易說不容易做的事。尤其當當政者或掌握權力的人不開放的時候,意欲捍衛開放性的價值的人,最終為了與反對勢力的結合,一個政治的結果是,終究還是失去了自己的開放性(台灣民主學校?)。民主進步黨說真的沒有比較進步,特別是以暴易暴的作法更讓人失望。只是當國民黨再次執政的時候,我們又能期待這種思想開放的好局面嗎?當媒體最愛說民進黨政府「意識型態掛帥」的時候,其實只是為了自己原來的意識型態被「覆蓋」或「推翻」的痛苦而已。當媒體或者反對黨這樣說的時候,義正辭嚴地好像自己沒有意識型態,實在也滿噁心的。
除了政府組織與選舉制度的問題外,我們要重燃一種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一種透過對話解決問題的機制。不是立法院的法案協商或院會表決,不是朝野政黨透過媒體放話互鬥,不是選舉造勢的慷慨激昂,也不會是司法的最後仲裁。我猜想這個新機制應該與媒體有關。現在我還沒有答案。

(四)一個玩笑話

最後我想引一段話,雖然這是一個開玩笑的比喻,而傳遞的訊息也許有點負面。但是同時也可看到,當一個研究者明白方法的侷限的時候,進行有幾分事實說幾分話的研究,這種態度與努力應該值得肯定。如果我們都不看資料,就要說瞭解經濟與社會的運作,豈不是另外一種狂妄嗎?

“Economists' search for "truth" has over the years given rise to the view that economists are people searching in a dark room for a non-existent black cat; econometricians are regularly accused of finding one.” (Peter Kenned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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