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從小小的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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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與反托拉斯:從香港談起

 

最近台灣政府又要審議最低工資的標準,自然又是資方跟勞方的吵吵鬧鬧。這讓我想起去年香港首次建立了最低工資的制度。這在當時的香港社會有很大的辯論。有一個姓張的立法會議員,因為建議最低工資時薪訂為20港元,被嘲笑為「張二十」。最後,2011年的5月1日實施的最低工資是28元。

經濟學基本的學理是說,如果你管制價格,那麼供需不平衡的話,表示或者是有供給過剩,或者是需求過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如果工資強制在一個高於均衡工資的水準,那麼自然會有勞動需求下降,勞動供給上升的後果。過剩的勞動供給,換句話說,就是失業。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勞方與資方合力生產,在分配利潤的時候,大多是資方分配的餘地。也就是說,資方分的多,勞方分的少。這也就是「剝削」一詞所指。但是,到底怎麼分才不算剝削,或者才算公平,很難說有一個一定的標準。資方跟勞方,就像買賣的雙方一樣,可以陷入一種談判(bargaining,突然發現此詞似乎沒有好的中文翻譯)的狀態。雙方各自的談判力(bargaining power)取決於很多因素。兩個主要的因素之一是,談判者雙方若談判破裂後,各自的謀生取財之道,也就是所謂outside option。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人數的多寡。第一個因素解釋為何資方分的多,而勞方分的少。這是因為資方通常有關鍵的資金、技術、或者特別的生產要素,但是勞方容易被其他勞工所取代。第二個因素解釋了人們為何要組工會。至於組工會的法律基礎,經常是勞資雙方在政治場域上的角力。

這些是我在觀察香港的最低工資辯論之前的理解。然而,香港的事情,讓我有一個新的體會。簡單的說,讓我們把上述兩段話放在一起來看。然後,讓我們粗略地將人們的賺錢能力按人口分五等分。當兩段話放在一起,就是說,訂立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增加,但同時可以被理解為勞方集體的談判力增加所導致的工資提升。請特別注意一件事,最低工資不見得導致官方計算的「失業率」增加。這是因為「失業率」是指在「找工作的人口加上就業的人口之中」之中,還在找工作的人口比率。去年在香港,一個有名的例子是,大家再談論一個掃廁所的伯伯,只賺時薪7元。那是一個很慘的工資,在香港很難生活。但是,訂了最低工資之後,仍然沒有人可以強迫管廁所的人去用28元雇用那個原來只得7元的老伯伯。我覺得老伯伯要「失業」了,而這種失業不是官方定義的失業,因為他可能再也不用找工作了。所謂工資提升的受益者,像是廣大的在餐廳打工原來賺20~22元左右的人們。

當我們把人口依工資由高至低五等分。那最低工資其實只是一種第四等工資的人們向第一等開店開公司的老闆們要多些錢。這個政策對第二第三等的人沒差,卻傷害了從某種角度上最最需要幫助的第五等人口。有名的哲學家John Rawls主張社會福利要以照顧社會上最弱勢的人為基準。最低工資顯然違反了這樣一個基準。

在當今台灣大學生的畢業工資還破不了三萬台幣的悲情年代,要把最低工資訂在一萬九,我覺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產業出走,又難以回流的狀態下,台灣多年來勞動需求不足,是實質工資不升反降的最基本因素。在貧富日漸不均的大趨勢下,調漲最低工資的呼聲是如實反映勞工的不滿情緒。但是,這種進一步鼓勵廠商出走的動作,看起來只會讓事情更糟。更重要的是,回到Rawls的觀點,我們要逼第五等所得人口走投無路嗎?這聽起來像是創造遊民的機制。

香港是一個第一等所得者囂張跋扈的社會。細節一言難盡。但有興趣的人可以google「地產霸權」一詞。這第一等人可以這麼囂張跋扈,是因為這些人過去是英國人的買辦,現在是中國中央政府的買辦。我不知道買辦一詞怎麼來的,但是,可以買的通辦,似乎是很好的註解。也就是說,這些人大致上是寡占地產市場的大商人。然後,其爪牙橫跨各種產業,並寡占各種產業。香港的「自由經濟」是墊基在好的司法制度,高的行政效率,和簡便的營商程序。但是,香港的各種產業有各種隱形的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s)。而各種產業的獨占與寡占,並沒有在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虛偽的經濟自由度的指標裡呈現。在該指標裡,香港歷年來總是經濟最自由的地方。但在我看來,那是個笑話。任何學過經濟學的人都應該聽過「看不見的手」。自由市場的好處不止是在於讓人們自由且自願的買賣,更在於背後所假設的完全競爭。「完全競爭」或許聽起來有些誇張,但簡單地說,只是說這個產業沒有進入障礙。有技術,有資金,想開公司就開公司,可以自由地加入這個市場。香港,在這一方面,並不自由,而且是非常的不及格。因為,當你明白香港的最低工資法遲至去年才通過的時候,你應該也要知道,香港自始自終都沒有「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s),也就是類似台灣公平交易法的法律。

反托拉斯,在美國、歐洲、澳洲在二戰後不久推廣,並行之有年。在美國執行之徹底,把過去一度獨大的AT&T打得一厥不振,拆散了John D. Rockefeller 的Standard Oil,而最近也把微軟修理了一番。這種法律的訂定與執行,才是所得第一等人口真正害怕的,而非最低工資。香港的政治雖然是半調子的民主,但是充分的言論與媒體自由,是真正箝制監督政府施政的管道。當一種爭取民主的氛圍在回歸後不斷地蔓延與深化,爭取最低工資,是泛民主派的一種討好第四等所得人口的訴求,也是政府在貧富不均惡化的情況下一種「派糖」的作法。雖然犧牲了第一等所得人口的利益,但基本的寡占結構不變,買辦總是要賣點面子給政府。所以,最低工資在香港的實行,只是第一等所得者的小小退讓,第四等所得者開心一些,而二三等的人本來就沒差。至於,唯一受害的第五等,底層中的底層,因為他們要不是出不了聲音,就是大家其實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

當然,如果香港政府可以加強社會安全網普及於底層中的底層,事情也不如想像中的糟。但是,大家看看那些住在籠屋中的人。看看還有多少排隊等公屋的人。特別是那些中老年失業又沒有家庭的人們。

總結來說,最低工資並沒有想像中的神聖偉大。這只是一種政治角力。但最急切需要關懷的人是否能在這種制度下毫髮無傷,是個大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一個經濟社會的運作是否操縱在「寡占者與權力的複合體」的手中。如果說人生是不停地戰鬥,我認為敵人就是這種複合體。最低工資,只是這個複合體的小讓步,但真正有意義的目標,是用一個真切的反托拉斯法向這個複合體開戰。常言道:「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這句來自十九世紀的Baron Acton的名言,是「反貪腐」者接近老掉牙的句子。某天,我在經濟學家Michele Boldrin的網站上看到:「獨占使人腐化,絕對的獨占使人絕對的腐化」。卻覺得真是再貼切不過。
 
對不起,最後岔個題提兩件事。第一,關於最近沸沸揚揚的旺中案,有一種保護財產權的論調來支持旺旺購併中嘉而不分割中天。我只能說,說這種話的人不是故意忽略反托拉斯,就是無知。個人認為,旺中案,不能只有NCC審。這個案子,要NCC、公平交易委員會都通過才行。第二,左派的人喜歡批判「資本主義」跟經濟學。但我看他們所舉出的例子,似乎都是在批判一些獨占與寡占的現象(比如官商勾結一詞,就是一種寡占形成的動詞),恰恰是經濟學家們也要批判的。我不能否認,有些經濟學家對獨占寡占的現象也是視而不見。罵那些人就好。重點是,真正的敵人並非市場本身,而是「寡占者與權力的複合體」。在香港,地產霸權就是該複合體血淋淋的呈現。台灣也有很多骯髒的例子,以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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