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從小小的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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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選擇與困惑的島民

認同選擇與困惑的島民 前言 我研究認同選擇的動機,其實與之前所寫「溫和的無國家主義」所留下的一個明顯的論述上的漏洞有關。在該文裡,我簡單的帶過了人們民族主義情緒的社會意義。其實是很想說這些認同感或民族主義情緒都是一種浮面、虛幻、而不必要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存在,卻又是那麼真實、廣泛而深入。從長時來看,這些認同感並非恆久不變,很明顯的是隨著社會互動的模式而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比於種種認同論述裡的絕對性,說他們虛幻有某些程度道理。但是,很明顯地,在「溫和的無國家主義」裡,我無法清楚交代認同感從何而來、又如何產生影響。在社會互動模式與認同的形塑兩者之間,也許牽扯出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是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看,並非很難處理這種因果順序的問題。問題是,能不能先把雞生蛋與蛋生雞的故事個別先講清楚。 幸好,經濟學家們已經開始研究認同相關的問題。一些研究也是富有啟發性的。只是,對於我所關心台灣的認同歷史與認同政治問題,這些初步被發展出來的理論,並不能滿足我理解上的需要。 「溫和的無國家主義」專注的是一個集體選擇的實質意義與程序性問題。但是一個令自己也不舒服的東西是,沒有辦法告訴自己為什麼,台灣應該(或不應該?)被定義成一個集體。好久以前,當台灣的主體性成為一種流行的論述的時候,思考的人也必然要面對這種問題。在這篇文章裡,我要初步回答自己,認同(至少就對立性認同而言)究竟是什麼東西/現象,並且從這初步的看法,來檢討台灣的認同歷史與認同政治。我的論述方式,通常是先簡化一些東西,專注在某個現象;之後,有可能的話,再合起來看。「溫和的無國家主義」一文與此文的關係,可以如此來看。更有趣的是,當我談到各族群不同歷史經驗,我只「試圖」專注於從他們的眼光來看。然而,現代台灣的認同問題,並沒有像我以下的說明那樣的可怕。重要的一句話是:「一個平均的台灣人是困惑的」。因為一個平均的台灣人,可能接受到多方不同的訊息,甚至有雙重以上的族群背景。在這個訊息流轉快速的社會中,一個平均的台灣人在各種論述中被拉扯,我們甚至無法預測一個某種特定背景的人會有什麼的想法。所以,困惑的人佔了人口中一個很大的比例。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困惑的人夾在中間,限制了兩個極端的發展,也因而限制了他們的對立。並且,為了爭取夾在中間這些困惑的人的支持,在民主社會的程序之下,雙方有動機往中間靠攏,也增進了一個溝通平台的可能。 認同選擇初論 當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這群人擁有許多的不同的特徵,或異或同。想像這些特徵最多只與人際之間的溝通有關,而沒有其他實質的差異。人們的生產力相同,偏好相同,擁有的技術也相同。不一樣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特徵,像是膚色與身高之類的。人們面對資源的爭奪,好比爭奪一塊耕地,可以全部合在一起,整個成為一個coalition, 建立規則來分配耕地。但是他們也有可能分成兩群,或者三群或更多。 如果他們分群(grouping),那可能有一種先後次序。有可能說群體是同時分開。好比4個人同時分成2:2的兩群。也有可能4個人裡面,有2個人覺得他們合在一起會比較有「戰鬥力」,可以一起爭奪到比較多的耕地,以此在來分耕地,當然會分得多。另外兩個人,可能本無意合作,但是一旦他們發現,已經有兩個人先結為一個戰鬥團體,他們個別必然打不贏,所以他們只好結合在一起,來對抗先形成的這個團體。也許後來形成的這個團體,他們彼此之間共同的特徵很少,或者溝通成本相較於第一個群體的內部要來的高。不論多或少,溝通成本高或低,他們也許要找一些共同點,來強調彼此的連結。認同與分群的差別在這裡就必須要先指出來。在這裡想像的這種coalitions只是分群的例子。但分群可以是更寬鬆的概念。分群可以只是人們互動時的一種認知的呈現。好比華人這個認知乃至於認同,在很多時候都很重要,但不並代表就有一個實際在運作的華人的coalition。而coalitions有時也不需要有所謂共同的標籤去認知。好比同班同學之中,自然會分出不同的小圈圈。這種分群可以無涉認同。對於認同的認知,是一種對自己的認知和更大的群體的連結。 很明顯的,許多社會都存在一個形塑認同並將之注入人的心裡,改變人的偏好的機制。在Glaeser (2005) 裡的文獻回顧,談到 hatred 的成因,引用達爾文的的理論,說明hatred有其生物演化的基礎。另一種可能產生hatred的成因可能是人們認知到其identity(one’s favorable self-images)(可能)受到危害的反應。基本上,這是一個心理學的課題。但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過程。 想瞭解當代各個社會裡的實際發生的種群衝突或是認同政治,必然要去看人們的歷史認知。史觀首先很可能已經建立在某種認同的型態之上,但這個心理型態的形成,卻直接受過去經驗與記憶的形塑。然而,從發展認同理論的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企求直接用理論與當代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來解釋人們認同的型態。因為,必然要談論過去的事情,才有辦法看現在。這是一個經濟學無法克服的難題,因為這裡有一個形塑人們偏好的歷史過程,有太多的偶然與複雜,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理論可以說明。經濟學能做的,我的猜想,是發展一個分群的過程和選擇一個標籤、重視它並忽略其他群體內部差異的過程。所以這可能可以分成三個步驟來做。第一,是發展一個分群的理論。第二,則是發展一個把群體的標籤認知(好比都是穿yankees的制服)放進去效用函數的過程。(此過程把對標籤的認知「昇華」成了認同。第三,則是,在確認了認同是在效用函數裡面之後,探討其對人們社會互動的影響。經濟學的認同研究裡創始性的文章Akerlof and Kranton(2000)只有做第三步。我希望我可以將重點放在前兩步。至於對於現實認同政治的關懷,自然是在這些理論的觀照之下,再解讀一番即可。 其實一二三步是可以通通連在一起的。(三步的賽局)。總而言之,如果某類標籤較容易產生心理作用,使得人們可以將這種標籤認同注入(inject)到效用函數裡面的話,那麼根據這類的標籤來分群就比較可能。那麼使得人們把這些認知標籤放進效用函數的動機,其中之一可能正如汪天喜所點出的,方便降低組織成本嗎?(第三步)於是我們可能可以探討,在什麼樣的social network之下,人們分群產生集體行動,需要怎麼樣組織成本,而人們可以透過這種對於效用函數的injection,來降低它。 雖然依George Stigler,如果我們用效用函數解釋現象,就可以解釋一切,但也就什麼也沒有解釋到。然而,如同我在上面三個stages所點出的,這種心理作用很可能是分群的基礎,也是後續社會現象不可或缺的解釋。所以一種連貫效用出發的approach以及從認知符碼(code)選擇的approach是必須的。至於Glaeser (2005)的論文則是很有趣地描繪了二、三兩步的社會過程。 但是如果純粹只要發展第一步的理論,必然要先確立社會中人們互動可能的型態。第二步的理論,就competition這種型態而言,可以發展出對立性認同的理論。就像以下的故事會談到的,C與D的結合,可能是因為A與B先結合而產生威脅。這種威脅自然產生一種心理作用,產生了對立性的認同,來補強原來C與D結群動機之不足。 Competition有兩種。 一種是在存在第三者仲裁力量之下,雙方或多方都遵循某種規則的競爭。另一種則是缺乏這種力量,赤裸裸甚而可能血淋淋的競爭。前者如棒球比賽,或者政黨的選舉競爭。後者則有如為了搶奪耕地與水源的漳泉械鬥以及閩客械鬥乃至於各種型態的戰爭。除了competition之外,我一時想得到的可能的互動型態,還有交易(或交換等互惠的行為)、互保(risk sharing)、合作。當代廠商的存在,可以是視是一種在交易與競爭的規則中,企業家(entrepreneur)出面組織人們形成生產的團隊(可以想見人們合作共事的過程中的組織成本與企業家存在的關係),並與其他的廠商競爭。 由以上四個人的例子來看對立性認同(嚴格地來說,在這裡只是對立性群化),可能還有點模糊。但是如果有五個人呢?剩下的三個面對了一個戰鬥團體,他們個別還是會被擊破。三個人結合在一起,可能會反而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假設三個人合在一起,那麼原先形成的那個團體,會想要把他們拆散,於是也許使出離間之計,散播謠言等等。但認同感很強的團體,很難被別人拆散。從這個看來,第二步的成功的可能,很可能會影響一開始的分群動作。如果有會被拆散的可能的話,那麼一開始這三個人可能就不會結合在一起,反而是其中的某兩個,如果他們之間的溝通比較順暢,並且彼此確立有共同目標(反抗那第一個團體,並合作爭奪耕地),那她們可能就會形成一個團體,而排除那個比較難溝通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落單的,可能就完了。耕地的分配首先在兩個團體之間分好,而這是一個非合作賽局。 一個直接的例子是:假設只有講的語言有差異。假設A,B講客家話,C講福州話與閩南話, D講閩南話與西拉雅話,但E只講西拉雅話。如果A與B先形成團體。C、D之間可以講閩南話,D、E之間可以西拉雅話。顯然,C、E無法直接溝通,所以一旦C、D、E形成一個團體,彼此的溝通必定要由D來翻譯。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可以想像D一定會分的相對較多,否則的話,他大可選擇只講一種語言來跟其中一個人結合。但是這個群體內部顯然有一些溝通成本,C也許有動機跟D合作就好了,而相同,D與E也會有同樣的動機。假如C與D先結合好,而D盤算一下,覺得把E拉進來對自己並沒有好處的話,那她可能會選擇隱瞞他會講西拉雅話的事實。假設C、D結合,那麼講福州話跟西拉雅話對這兩個人都不重要。他們也許會開始強調他們講閩南話的事實,而忽視他們各自多語的技能。他們用「閩南話」建立一種共同的認同,來確立彼此的同盟關係,以及跟講客家話與西拉雅話的人的不同。 為什麼要確立不同?如果人數很多,彼此都不太認識,在打架的時候,最後要分個輸贏的話,知道誰是敵人,誰是伙伴是很重要的。這個簡單的道理,就像球賽時兩隊要穿可分辨的球衣,而戰爭時,兩軍也要有所區隔一樣。於是認知到區隔彼此的標籤遠比認識其他差異來的重要。為了保證群體內每人都有正確的認知,並保證群體內的人有共同的利益目標,認同的強化教育於是變得重要。(對一個客家人來說,打閩南人,保護客家伙伴)。由於戰爭的威脅之類的實質厲害關係影響巨大,認同的強化與發酵,是像是透過腎上腺素(adrenaline)的一樣,具有更深刻而複雜的心理作用。代代相傳下來,這些心理作用,已經刻進了人的偏好與認知之中,這是Akerlof and Kranton(2000)主要在傳達的東西。他們要把這個實際上已經存在的認同在效用函數上的作用,用經濟學的方式來說明其後果。Fang and Loury(2005)所強調的approach是在比較原始的認同形成的過程。另一方面,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常常有人成為在兩大對峙的強大認同之間擺盪。好比雙性人在兩性之間,Mulato在黑白之間,以及許許多多台灣人在排他性的台灣人認同以及政治性的中國人認同之間。就像一個黑白人(或白黑人)可以認為自己是(1)黑人(2)白人(3)Mulato人(4)都不重要(不關心這種區分),一個台灣人也有類似的選擇題。 困惑的島民 一些台灣人已經確定了他們的選擇,不論是排他的還是綜合的,一些人對選擇毫不關心,能避免選擇就盡量避免,另一些人維持困惑與思考。不論如何,選擇之前總是要困惑一下。再來你可以思考,中國政府的作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強調中國人的認同,對於跟中國大陸人做生意、合作大有好處(很明白的演藝圈在中國有極大的利益,他們都稱呼中國為內地)。至於強調排他性的台灣人認同,則是一種天天看新聞,受國台辦言論與飛彈部屬事實的刺激。就像是住在島內的C、D本來也沒有要結合在一起跟誰打架,但是來自A、B的威脅恐嚇,使得C、D覺得他們應該結合在一起保衛家園。也許C和D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住在一起,但這就夠了。這是一種對立性認同。任何找來作為認同教育的證據的,只是衍生性的需求,原始的動力,就是對立性認同。並且對於住在島內已經數代的人來說,這種對立性認同還會逐步累積。先是對立於日本人,再來是對立於國民黨人與外省人,一直到現在是對立於中國人。所以外省人在台灣是尷尬的,一方面,他們也住在這裡,受相同的威脅,另一方面,面對背著本省人多年來對立性認同的民進黨的成長,覺得自己的利益會受到損害,於是產生一種新的對立性認同。所以外省人跨帶之間可能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的經過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一種並不矛盾的對立性認同,建立在認共為匪的意識型態之上,而確立自己是「中國人」。第二代在台灣長大,到了壯年之後,才開始見識到來自本省人的實際威脅,否則對他們來說,紅藍對抗(還是在中國人的框架中)才是真正的故事。第三代在成長的過程中,讀到的中國印象跟第一代已經大不相同,他們所認識的中國與其他本省小孩所知並沒有兩樣,都是一個成長中但是時時恐嚇島民的政權。 客家人呢?很久很久以前,他們與閩南人多所衝突,這種對立性認同也許對他們而言曾經是很重要的。這也許是「福佬」這個稱呼的由來。但是日本人來了以後,他們的對立性認同的重點一樣變成了針對日本人。也許日本人的出現,是真正形塑「台灣人」認同的第一步。但不論如何,如果日本人留下一塊餅給客家人跟閩南人分的話,由於他們彼此之間還是有一些溝通成本在,可分性也很清楚,所以這種對立於閩南人的對立性認同也沒有消失。即使國民黨來了之後,也是一樣。但同時,兩者之間也許既競爭又合作。很多客家人都會講閩南話,特別是在混居的都市裡。也許只有到最近,客家人相對於閩南人的對立性認同,在多數人改講國語溝通之後,以及現在對立於中國人認同的發展,顯得更為淡化。所以以民進黨這個閩南人居多的政黨而言,如何釋出資源與客家人合作共享,來解消這個由來已久的對立,成為擴大票源的最有效方法。毋寧,客家人也是困惑的。語言逐漸地消失,老一輩跟年輕一輩的想的不一樣。只是就當代來說,與閩南人的對立已經不再重要。因為耕地的爭奪早不是問題,他們面對的利益問題,跟閩南人已無二致。 閩南人,自清代移墾過程完成之後,已經是島上的多數。他們知道客家人多有敵意與戒心,他們知道「蕃人」不能打交道。他們彼此之間,也許也不是一個融合的多數。也許因為漳泉械鬥還不遠。如果真有一個閩南人的認同,還真可能是對立於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日本人之後的發展,就如前所說。對於閩南人與客家人所構成的本省人而言,由於文化的關連,他們還是很容易在國民黨的強調中國的教育之下,產生一種接受與不接受的分歧。受過迫害的,覺得國民黨人用中國人認同概念來遂行其外來獨大而無所制約的統治,拒絕接受這種概念。但也有人接受。受過迫害,或者對迫害同情的,不接受是自然的。但對那些接受,我看過,有些人他們是軍公教的一份子。有些人他們住在北部,受經濟發展的好處較大。住在北部,講國語的人也多,與外省人溝通也比較沒有妨礙,或者純粹有可能是一種網路效果,因為旁邊的人支持國民黨,所以就支持國民黨。 所以,中國政府過去採取文攻武嚇的政策,一方面產生擁藍者的恐懼,在他們的邏輯之下,自然而然是綠色執政者又做了什麼不必要或者有害的事情。但這種中國政府的作為刺激綠色成為一個更強壯的對立性認同。綠色的成長,又進一步產生藍對立於綠的認同。總之,綠的早期發展是相對於國民黨政權,而後來綠卻變成相對於紅,同時,藍把對立的重點,從紅變為綠。當代的藍是一股尷尬的顏色。終究他們也住在島上,對紅的威脅不能視之為當然,過去對立於日本人的認同已經無關痛癢。藍在這個島上,唯有不斷的透過綠色威脅論與綠色愚蠢論來團結自己以避免成為一個潰散的力量,他的另一個支撐來自與中國的貿易利益。 藍色力量的再團結,發生在2004年陳水扁連任之後,中國改變態度。胡錦濤政府的反分裂法雖然一時激起了強大的對立性認同,但後續的拉攏國親的動作,成功的把民進黨與國親區隔開來,使得民進黨成為唯一的敵人,而國親成為朋友,非常成功操作這個島內部的矛盾。而國民黨,在輸了一屁股之後,不論甘願或不甘願,已經把綠色威脅無限上綱。對他們而言,反正紅色好像也是朋友。但這是一個短期的現象。一旦國民黨重新執政,特別是在代間新陳代謝的環境之下,他必然要正視紅色威脅的問題。除非到時,中國政府用一種足夠友善的態度來對待台灣。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就是了。 藍綠的對抗,各自有強大且複雜的認同因素在背後。但是表現在實際上的選票上,當然遠遠超過認同分析所可直接預測的範圍。藍綠的對抗,對新生一輩,多認為不必要。這種對抗有歷史因素,但是新生一代的成長經驗多相似,投藍投綠的差別除了受長輩影響,歷史認知不同,對中國的解讀不同,造成了歧異。但是這些投藍與投綠的人彼此之間,除了一時的選舉熱情外,他們一起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互動,並沒有實際上對抗的必要。這些投藍與投綠的分別,只能說與省籍或族群等因素等正相關,但相信一代比一代的影響力小。新一代,可以很容易發展出一個新的論述。 我們可以簡單地定義一種技術藍(綠)與文化藍(綠)的差異。所謂文化藍,就是在認同政治的光譜上,強調論述文化的相似性以及歷史的由來。而技術藍,則是認可民主選舉制度的現狀,謀求一種基於共同生存利益的政治合作或公平競爭的平台,只是在對其選民情感的同情理解上,較偏向藍色。相同的差異,可以定義在文化綠與技術綠之間。兩股各自都理解這個共通的溝通平台的力量,又各自在情感與認同上追尋其父執輩(母執輩?)。任何形式的合作,必然要求在這個共同的溝通平台淡化或者整合兩造對立的情感或論述。民主選舉的制度,結合了這個島的五花十色的人們。以「民主自主的台灣」作為新的認同標的的新一代,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溫和的對立性認同。不再強化島內不同族群的歷史差異(客家、閩南、原住民、外省),也不再強化國民黨戒嚴統治所造成的對立(本省、外省)。這些標籤,都將會被一一丟棄,只成為瞭解歷史的線索,就像瞭解過去漳州泉州的差別一樣。而這個對立面一方面是中國與台灣。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問題。年輕的綠色的支持者,傾向認為中國民主之遙遙無期,他們也沒有「中國經驗」和代間相傳歷史情感來使他們關心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所以他們多想著是台灣人被獨立分成一群卻從不曾自主的過去。在這樣的認同型態下,中國民主化跟統一是不相干的。反過來說,年輕的藍色的支持者,除了代間相傳的感情因素之外,覺得與中國雖不可立即統一,但與其對立不但既沒好處,也沒必要,於是他們多寄希望於中國政治制度的變革。 一言以蔽之,在當代台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互動中,在過去所造成當今的認同型態的基礎,中國大陸人民在島民的心中自然的有不同位置。有一些人認為他們不是自己人,有一些人認為是。當然,如我之前已說,有一些人還在困惑中。 中國民主化了之後,並不是說台灣獨立狀態的正名就比較可能。但這種對立認同的需求也就會比較小。另一方面,中國民主化,中國也許會比較少操作民族主義的動機,而願意有溫和的談判法;至少,一個民主國家,會有一些internal check,不會讓單一的思潮霸佔公共論述的空間。但總而言之,對峙應該會比較緩和。 Reference Akerlof, George A. and Rachel E. Kranton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o. 3, Aug., 2000 , pp. 715-753 Fang, Hanming and Glenn Loury (2004),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Dysfunctional Identity,"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No. 1483. Glaeser, Edward (200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1, February 2005,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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