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從小小的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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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官逼民反

不只是官逼民反──從馬英九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談起 我非常佩服馬英九。他展現了一個其他泛藍政治人物沒有的氣度與視野。他讓國民黨機器運作一些二二八的活動,不再只訴諸寬容,而更直接去面對一些歷史資料。過去我很厭惡國民黨或其他泛藍政治人物在不了解什麼是什麼以前,就要求人家寬恕的行徑。但是馬英九,是第一個國民黨的掌權人直接面對這件事。(喔,李登輝應該是第一個,不過我想馬英九有另一種「第一個」的意義)。根據中時電子報今年2月22日的新聞(http://tw.news.yahoo.com/060222/19/2vkht.html),馬英九把二二八事件定調成「官逼民反」,把二二八事件的的核心,指向官民關係。我雖然欣賞馬英九與國民黨能正面積極地面對二二八的過去,但是我要說明,官逼民反不是二二八事件的重點。 二二八當然有可能被符號化成為劃分族群與製造對立的工具。想得「稍微」深一點的人,開始見怪那些簡單二分事情的人們。他們見怪那些把當時的台灣臨時政府等同國民黨,那些把外省人等同國民黨的人。可是我們要再想深一點,這些符號化、邪惡化外省人的人,難道真的出於什麼邪惡的動機嗎?難道,他們就不願深入去細分當時的政府、國民黨與外省人這些概念的區別嗎?一個優秀有為的外省青年要娶我的女兒?為什麼我當時要極力地反對?我與這個外省青年無冤無仇,而我就這麼甘心簡化這個人、連結這個人與他的「群體」,卻不顧我女兒的幸福? 兩百年前,講同種語言,僅僅是腔調不同的漳州人與泉州人,在台灣可以從一個街上兩個人的鬥毆,在數日之內,演化成全島西岸的漳泉械鬥。這個跟二二八之後,全島對外省人的鬥毆,有什麼不一樣?我看是一樣的。但是在1947年,漳泉械鬥已經不再可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鬥爭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區分漳泉變成沒有意義的事情。大家可能記得祖先是哪裡來的。但是,關於通婚,在1947年,不會有家長因為兒女的對象是講不同腔調的話而反對。很多與戰後台灣有關的史料與研究,都明確指出台灣人與外省人的隔閡,不只是官與民的隔閡。所謂「隔閡」,是說講不同語言,生活習慣有些差異,看不順眼。但是,這樣又怎樣呢?現在台北不是也有很多外國人嗎?大家生活好像平行線,他們的存在並不對一般在台北生活的人產生影響。但是,那時候來台灣的外省人,卻產生很大的影響。 直接的影響,是佔據日本人走後的資源。如果說,日本人是官、台灣人是民,那麼當日本人走了以後,事實上變成外省人是官、台灣人還是民。這種官民的區分跟族群的區分高度相關在當時是個事實。對於日本人獨佔大量資源長期不滿的台灣人,並沒有辦法把對於光復的美麗想像,跟這種官民─族群結構很輕鬆的放在一起。台灣人被當時來台的某些官員看成是某種程度上的日本人。這種隔閡,很顯然,不是台灣人主動去隔開外省人,而是互相的。而這種官民關係之下,實際上製造出了大量的失業以及惡性通貨膨脹。過去是日本人的企業,不論是公的或私的,在戰後全都變成政府的。成了公營企業,卻胡亂經營一通,產量銳減,造成了失業率上升。(最顯著的例子是台糖公司在戰後的成立)。政府財政浮濫,利用貨幣發行融通,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果我們說很多事情,是戰後環境不好,卻不容易說人治的因素沒有惡化時局。 官逼民反的說法,如果只是說這個臨時政府無能腐敗的話,是淡化了二二八事件。一個腐敗的政府引發人民暴動對抗政府的事情,世界上到處都有。2001年阿根廷就發生一次。可是當時的阿根廷人並沒有針對哪一種族群進行鬥毆。外省人被二二八事件時被鬥毆實在是一種發展成熟的新族群界線(只有短短一年半的時間,1945年八月到1947年二月)的結果。這種結果的產生,主要的原因是來台外省人互通氣息、壟斷公家資源、並豪奪日本人留下的私營資源。當然,不是所有來台的外省人都參與了這個龐大的掠奪行動,可是,對於當時生活困頓的台灣人來說,怎麼有辦法理智地去細分這些人,又何況根本就難以溝通。分類與簡化,是人類社會認識自身的必然。雖然很不幸,但這是個事實。 資源鬥爭劃分人群之後,接下來的符號化、妖魔化與歧視來製造仇恨來宣洩心裡不滿或者凝聚更大的鬥爭意識,成為了難以避免的事情。這種人群的劃分,不僅僅是當時島內的,可以說在中國也是。中國與日本打了八年,血海深仇。要接收台灣的時候,不免要疑懼,究竟台灣人是不是變成了日本人?蔣介石派兵來鎮壓就當時的情境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屠殺呢?為什麼會有屠殺?這個發生在三月八日之後的事情,在我看來才是二二八事件的核心,而不是官逼民反。無能腐敗的政府並不稀奇,但是屠殺,才是真正震撼人心,與戰爭一樣製造血海深仇的東西。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當時來台鎮壓的官兵會採取屠殺的手段,並且積極地揪出有參與事件的人,有計畫地消滅愛想事情會講話的人。這種手段,似乎就是把台灣人看成敵人或威脅。也許國民黨當時處境艱難,被共產黨逼瘋了,對於這個邊陲小島的刁民十分不耐。也許是為了豎立政府統治的權威。也許是對於日本人的疑懼仇恨尤新。真正重要的是,這種派兵與屠殺的行為,不就也是再次體現這種族群界線嗎?其不信任台灣人,其實與台灣人在一年半的統治之下,對形成統治階層的外省人的不信任一樣。這種不信任,這種群體的分野,除非資源鬥爭的基礎不見了,溝通成本降低了,否則會一直存在。 國民黨剛撤退到台灣的時候,也許很後悔當時殺了太多人,對於他在島嶼上的統治基礎形成挑戰。有點諷刺地,在高壓統治下的經濟成長之後,國民黨終於開拓出了一個穩固的統治基礎。一方面,高壓讓人們即使不滿也必須接受現狀。另一方面,經濟成長,讓在公部門沒有資源可享的台灣人有豐衣足食的空間。國語在新一代的普及,消弭了溝通上的障礙。而國民黨政府在1980年之後的改革,也漸漸消弭了族群對立的基礎。說實在,雖然現在的年輕人對歷史無知,但是即使他們瞭解歷史,在他們的生活中,這種本省外省的區分也已失去意義。生活的融合是個事實,最重要的是:現在的社會已非當初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依循著這種「本省外省」的人際界線的時代。 族群的分野是不斷演化的。把族群擬人化,並不可能真實地賦予這個族群一個生命。現在的年輕人可以為了讀了一個二二八的故事而慷慨激昂,但是他不會為了這個就跟他的外省家庭出身的女友分手。台灣民主化之後,外省人在政治上的獨佔已經成為過去。即使國民黨也明白,像是王金平這樣政治人物對於這個黨的政治生存的重要性。雖然藍與綠的政治口角,還是免不了跟外省本省這種區分有一種統計上的正相關。但好像你對台灣的前途的看法的劃分,取而代之成了一種新的比較重要的分界。而這種新的劃分,我認為還算是健康的。就好比在美國爭議墮胎權利的問題,這種政治爭議與人的可辨特徵無關。(在漳泉與本省外省的例子裡,語言是可辨的特徵)。而且這種劃分,也只是短期在選舉時發燒而已。 二二八不只是官逼民反。我不願意簡單用一句話總結什麼是二二八。但是,如果我們能從二二八學得什麼,我想首先我們應該學會怎麼來面對二二八。兩個主要政黨的態度尤其關鍵。政府概括承受過去的過錯,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不贊成清算責任的研究。這滿足一些人對於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我希望學者們一直去挖資料,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但是把道德判斷留給讀者。國民黨不再鴕鳥,不再只是要人家寬恕,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只是,馬英九跟一些媒體,卻把二二八總結成官逼民反。我要呼籲,如果這就是所謂進一步的理解和反省,還是太淺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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